3月3日上午,北京會議中心,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北京團駐地。朱良玉一來報到,便被許多相熟的記者圍了上來。
“作為一名保安代表、農民工代表,我這次重點關注的問題有建議修改完善《保安服務管理條例》、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、性別比例失衡造成的光棍問題……”
沒有了幾年前初當代表時的緊張,朱良玉面對記者的鏡頭侃侃而談。
履職人大代表的5年,朱良玉一直為農民工和農民群體鼓與呼。令他激動而欣慰的是,自己的許多建議已經“從夢想變?yōu)楝F(xiàn)實”。
“沒想到人大代表這么受重視,我的很多建議‘結果實’了”
北京西三環(huán)附近一個小區(qū)的地下室,是朱良玉和他的保安兄弟的宿舍和辦公室。20多年的保安生涯里,他基本都住在地下室。
3月1日,記者時隔4年再次來這里采訪時,發(fā)現(xiàn)貼滿一面墻的獎狀以及錦旗上的名字變成了“鄭大水”。原來,他的故事被改編成了電視劇,這里成了拍攝場景之一。
“這部電視劇過段時間就會上映,可以讓全社會更了解保安工作的價值,還有我們的酸甜苦辣。”朱良玉說。
憨厚、真誠,朱良玉是典型的山東漢子。“當人大代表是很高的榮譽,更是沉甸甸的責任和壓力。這幾年,我學到了很多,付出了很多,也收獲了很多。”
“跟很多專家、領導一起開會、發(fā)言,得說出東西、說到點上。必須不斷學習提高水平,可不能給農民工丟臉啊。”為了當好代表、提出好建議,他經常在晚上熬夜學習。
朱良玉沒有辜負這份重托。2013年至2016年,他提交了《關于促進中國保安服務業(yè)健康發(fā)展的建議》《關于建立和完善農民工職業(yè)教育和培訓體制機制的議案》《關于健全農村留守兒童關愛服務體系的建議》等53條建議、1份議案。
“沒想到,我提的一些建議已經‘結果實’了,見了成效。”朱良玉掰著指頭跟記者盤點,“保安服務業(yè)列入國家‘十三五’規(guī)劃綱要實施細則,保安的社會地位提升了；設立襲警罪,寫入了刑法修正案(九)；國務院印發(fā)《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》；關于保安行業(yè)‘營改增’后征稅的建議得到財政部的采納……”
“作為450萬保安群體的唯一一名全國人大代表,必須為他們代言”
“你是誰?你來自哪里?你要做什么?”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后,朱良玉常常拿保安站崗時盤問來客的語言提醒自己。
“我是農民出身,是北京數(shù)以百萬的進城務工人員中的一員,也是全國450萬保安群體中的唯一一名全國人大代表。”他時刻不忘初心,為廣大農民和農民工代言。
2013年當選人大代表以來,朱良玉的生活始終保持著質樸的本色,但同時也很“華麗”。
“每年要參加五六次中央部委組織的到全國各地的考察、調研,每次五六天,還經常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。”朱良玉說,“我的理論政策水平有限,更得抓住每次學習的機會,拓寬知識面,提高建言獻策的能力。”
除了做好本職的保安管理工作,他每周把自己公司所服務的40多個用工單位都轉一圈。朱良玉平時還接待不少群眾,反映群眾呼聲,參加各種活動和會議。2015年5月,他還被北京市政府聘為特邀建議人。
“生活忙碌得像個時刻被抽打的陀螺,但很充實、很有意義。”朱良玉說。在他看來,自己的履職能力、思考境界也在不斷提高。比如2013年建議中只是簡單地呼吁增加保安的工資,到2016年就建議制定保安行業(yè)服務指導價。“是從點到面的過程,考慮問題更加全面、系統(tǒng)。”
“我自己算是幸運的,但農民工的進城路需要更多人關心”
朱良玉的老家在魯西南的巨野縣獨山鎮(zhèn)朱程莊村。他小時候家里窮得叮當響。上世紀90年代初,朱良玉高考落榜,創(chuàng)業(yè)失敗,走投無路下賣了家里兩頭牛,又跟親戚借錢,來到北京當保安。當時的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,20年后,自己會成為一名全國人大代表。
憑著能吃苦、肯賣力的勁頭,朱良玉在保安崗位上干出了名堂,一步步成長為北京市保安服務總公司海淀分公司副經理?？繕I(yè)余自學,他一一“攻克”了?？啤⒈究?、研究生學歷,成為一名高級經濟師、安防設計高級技師。
2014年,按照國家有關政策,擁有全國勞動模范榮譽的朱良玉終于拿到了北京戶口,一直讓他發(fā)愁的孩子上學的難題解決了。外人眼里,朱良玉已經過上了“高大上”的生活,但他覺得自己還是個“北漂”。
“對農民工來說,城市生活的門檻還是很高。每月工資四千多元,在北京買房想都不敢想。”朱良玉告訴記者,由于沒有住房,自己的媳婦沒法投靠在京落戶。而媳婦沒上過幾天學,膝蓋又有傷病,沒法工作。
2015年,他住進了政府的廉租房,告別了地下室生活,但房租也讓他的工資所剩無幾。他笑著說:“要圓住房夢,只能寄希望孩子這一代了。”
在他屋外,堆放著大大小小的紙箱、塑料瓶,“我和媳婦經常沿著街邊‘撿破爛’,補貼家用”。
“其實,我已經很知足了。城市里大多數(shù)保安的生活都很寒酸,每月兩三千元的收入,找對象都很難。”朱良玉說,社會在進步,這些年城市對農民工更包容了,欠薪的少了,年輕農民工維權意識和生活水平都在提高,但農民工如何在城市真正安家,仍是需要全社會關懷和支持的問題。
“一個城市,需要拿手術刀的,也需要拿剃頭刀的。”朱良玉說,“為了讓更多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,希望自己能盡上一份力。為老百姓代言,不止于5年任期。”
